汉代的水路交通，较秦已有较大发展。汉武帝之平定两粤，均用水师，如“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（今宁波附近），浮海从东方往；楼船将军（杨）仆出武林，……粤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那、白沙。无封元年（公元前110年）冬，咸入东粤。”其征南粤，则“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。元鼎三年（公元前112年）秋，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，出桂阳下湟水；主爵都谢杨仆为楼船将军，出豫章，下横浦；故归义、粤侯二人，为戈船下濑将军，出零陵，或下漓水，或抵苍梧；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，发夜郎兵，下柯江，咸会香禹。”由此可见，从浙江、江西、广西、湖南和四川都有通向南粤和闽越的水路和海运路线。在同闽粤王战斗中，“东越王更徙处，南行去泉山（今泉州城北）五百里，居大泽中，今发兵浮海，直抵泉山，陈舟列兵”，可见海运路线也相当发达。自定两越，江南的水运更有所发展。故司马迁把拥有“舡长千丈（指舡的总溶积）”的人，可以同拥有“木千梓”、“轺车千乘”的人一样“比千乘之家”的富有程度，更可见水运发达的梗概。至于利用长江以通水运者，更不乏其例：早在汉高祖二年（公元前205年），就曾“悉发关中兵，收三河士，南浮江汉以下”击楚“蜀汉之粟”，也可“方船而下”；景帝时，吴王“取江陵木以为船，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”；武帝元封五年（公元前106年）南巡，“自寻阳浮江”，“舳舻千里”；东汉初，岑彭之攻公孙述，述遣其将任满、田戎、乘枋下江，彭于是装直进、楼船、冒突、露桡数千艘，……发南阳、武陵、南郡兵，又发桂阳、零陵、长沙委输掉卒凡六万余人，骑五千匹，皆会荆门”；桓帝永兴二年（公元154年），巴郡“郡治江州，结舫水居五百余家，承三江之会”；汉末曹操之下江东，亦凭水师Z孙权之破曹操于赤壁，亦藉水师之力。由此可见，不论是运兵及行旅往来，均有赖于长江水路者。中原地区的水运路线，多御赖于渠道的开凿，以通漕运。武帝元光六年（公元前129年）的“穿漕渠通渭”；河东太守番系之建议穿引汾、引河以开渠，除了灌溉之外，便是为了“谷从渭上”，免砥柱之险；河南荥阳有狼汤渠，东南至陈入颖，长七百八十里；陈留有鲁渠，受狼汤渠东至阳夏，人涡渠；又有濮渠，长六百三十里3浚仪有睢水，东流入泗，过郡四，长一千三百六十里。所有这些渠道，无—不是为了漕运之便。

秦汉水运路线的发展，除上述外，还表现在国内海运方面。早在春秋战国之际，吴国与齐国等临海国家已在沿海海上活动，如吴之“舟师”自海人齐，被齐人打败。范蠡“浮海出齐”，“耕于海畔”，即其例证。及乎秦汉，海运大有发展，尤以吴、会及交、广地区为最。除上述西汉武帝乎两粤时曾利用海运外，交趾等七郡的贡献转输，也“皆从东冶（即今福建）泛海而至”；第五伦为会稽太守时，也曾“阴乘船去郡”；灵帝熹乎三年（公元174年），桂阳太守周憬，亲见此郡“与南海接比，商旅所臻，自瀑亭至乎曲江，壹由此水源”。憬又命吏“顺导其经脉，由是小溪乃乎直，大道光通利，抱布贸丝，交易而至”。汉末王朗，被孙策战败后，乃“浮海至东冶”，策又追王，“朗泛舟浮海，欲走交州”；汉末“初平中，天下乱。（桓晔）避地会移，遂浮海客交趾”。由上可见，沿海地区的海运确已相当发达，尤以交趾、福建一带为最。